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理发的，尤其最近几年来，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理一次头发。经常理发倒不是为了耍酷，也不是爱干净，而是因为懒。头发这东西，一旦长起来就没个完，我头发又偏偏带点自来卷，稍稍一长，就蓬蓬的在脑袋上炸开了，像顶着一团乱麻，打理起来既麻烦又耗费时间。尤其是做了急诊医生之后，似乎干什么事情都要风风火火的，自是受不了在头发上浪费时间了。

但我小时候似乎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的头发直直的，顺顺的，一点也不卷。特别是初中那会，我还留着三七或四六发型，自然也留过中分。我喜欢梳头，也喜欢给自己的头发来个定型。那时随着父母在外地打工，经济上已经稍稍宽裕一些了，于是我便也会常常用起了蓝月亮亮发油，摩斯等，走在校园里，风一吹，发型纹丝不动且油亮有光泽，想来一定吸引了不少女同学的关注吧？

有一段时间，我看了一部香港电影，对电影中男主角的白发特别感兴趣，于是满大街找白色染发剂。然而，理发店中只有黑色染发剂，又哪里会有白色染发剂呢。虽然没有白色染发剂，我也并没有少年白，但毕竟我已经偷偷溜上了街，机会难得，如果空手而归的话，又十分不甘心。于是，我在东街的理发店买了一瓶黑色染发剂。因为我想着，先拿黑的练练手，等哪天买到白的，就不至于手生了。

趁着母亲下地农忙的空档，我在自家院中开始练习给自己染头发了。结果自然是失败了，不仅是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因为我不仅将自己的头发染到一团糟，就连白色的搪瓷脸盆、黄色的条凳、为运动会特意购买的白衬衣的领子也都染黑了。母亲回来的时候，我正蹲在水井边，拿肥皂拼命搓脸盆。幸亏在被母亲发现后，只是口头上被惩戒了一番，母亲并没有拿起铁锹或鸡毛掸子满村追打我。

当然，这些都只是青春期少年一厢情愿的做法，毕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现在看来，那时候的美，总带着点画蛇添足的傻气。

我小时候理发都是在村中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位本村的叔叔。当然，理发师三个字亦只是现如今我给添加的佐证词汇罢了。农忙时这位叔叔会和大家一样在地里插秧、割稻、挑粪，农闲的时候，就在马路边的那个小屋里给人理发。说是理发店，其实就一把椅子，一面镜子，墙上歪歪斜斜写着理发店三个字。虽然都是农民，理发店也并没有多少生意，但因为有这门手艺在，这位叔叔的日子和村民比较起来倒是过的要更好一些。

有时候，母亲会同时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理发，因为这样便可以节省些时间。弟弟每次理发的时候，都时极不配合的，不仅东张西望，而且摇来摇去，颇为让人头痛。但我却不一样，我是十分配合的，因此理发师少不得要夸奖我几句。配合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我害怕或老实，而是因为我爱惜自己的羽毛，总是担心理发师手中的那把剪刀会不会扎伤我或者划破我的头皮。

我在初二之前都是在村中理发的，直到那年暑假，这位叔叔因为触电死亡之后，我便只得去几公里之外的集镇上理发了。在我的家乡，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水田。而种植水稻，则需要蓄水灌溉，有时也需放水。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常常缺水，一旦上游水库开闸放水，下游则需第一时间蓄水或将水引进自家水稻田中。

一开始大家用的都是人力木制水车或笨重的柴油抽水机，后来渐渐用上了小型电力抽水机。而那年暑假，这位理发师叔叔正是因为在使用电力抽水机的时候不幸发生了触电事件。

集镇上的理发店则要多一些，收费也要更贵一些。我喜欢光顾东街浴池对面的那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位当时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每次收费在二块钱到五块钱之间。那个时候，猪肉是二块钱一斤，鸡架亦是二块钱已经，而大米是每斤一块钱。所以，如果换算成现在的物价，便相当于十几元左右了。算不得贵，也算不得便宜。

年轻的理发师喜欢聊天，虽然我有时并不愿意说话，他依旧在那里喋喋不休。而且每一次理发，他总是喜欢炫耀自己的技术，将一把剪刀挥舞成高明的剑术，我甚至有时会觉得他手中的剪刀早晚有一日会扎到我的头上。

后来我便渐渐不在光顾这家理发店了，因为那时我的脸上开始出现了青春痘，他在理发之际，总是要向我推荐一些可以治疗青春痘的药膏。那时我比较在意别人戳破我自以为是的良好形象，口袋中亦没有多余的钱去购置这些东西。一是有些反感，二是有些伤了自尊心，三是加之我很快便要前往县城就读高中了，也就顺理成章地换了地方。

其实读高中的时候，我依旧是一头长发，只是不再使用亮发油和摩斯了。高中的生活是枯燥的，也是短暂的。时间在读书刷题之中极快的流逝掉了，而且高强度的心理压力之下也没有了整理头发的心思。

即使如此，有一次，我依旧做过出格的事情。那时正在流行一部叫做《流星花园》的电视剧，满大街都是其主题曲。某天，我去理发时，被理发师忽悠下，给自己的头发拉直了，就如同电视剧中男主角道明寺那种的发型一般。当时我暗自窃喜，也以为女生们肯定会多看我一眼。结果却是不伦不类，甚至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班主任盯着我的脑袋看了半天，说：“你这头发，像个什么样子。”那一刻，我真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到了大学时代，我便渐渐剪掉了长发，开始留起了短发。用南京话来说，这种发型叫做“碎发”或“寸发”，清爽，省事，洗完了随便擦两下就行。从此就没再留长过。或许，现在我即使想留长发，也已经有心无力了吧。

父亲理发的习惯，我年轻时一直不太理解。他每次都舍近求远，非要去海福巷巷子里那家老店，哪怕排队也要等那个理发师傅。我不耐烦等，也不喜欢那种破破烂烂的小店。直到这几年，我才慢慢明白过来，父亲不是图便宜，也不是非要那个理发师傅的手艺。他是图个清静。没有震天响的音乐，理发师也不是话痨，更也没有多少套路。只是洗头、理发、吹头，然后交钱走人。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便是一份难得的渴望。

新冠疫情之前，我在一家这样的小店之中理了大约三年的头发。理发师是一位中年男子，不爱说话，店面较小，不办会员，每次十五元元，很干净朴实。新冠刚开始的时候，正月刚过，我去这家店理发，理发师得知我是一名急诊医生，并没有拒绝我。那时我戴着口罩，他也戴着口罩。他默默地剪，我默默地坐着。那时候街上空荡荡的，店里的日光灯有点晃眼，但我坐在那把椅子上，竟觉得格外安心。

可惜后来，这家店面被另外一个老板给接手了，后又进行了装修扩建。理发师也变成了几个黄发小伙，开始办起了会员。没过多久之后，这家理发店便关门倒闭了。虽然也在门前贴了告示，告知会员可以退费，也可以接着使用，但新店却搬到了十几公里之外了。本想去退费，但只是一百多块钱，加之难得休息之时我又懒得动弹，于是这一百多块钱便打了水漂。

去年夏季的时候，我因看着新店开业打折优惠的告示而进了一家理发店。装修精美，音乐低柔。我刚进入店内，便被一位靓丽美女热情拉直洗头处，我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价格，她便端来了茶水和糖果。我想着只要我不吃不喝，就应该不要付钱吧。即使要付钱，这也应该不会价值多少。可她又开始给我捶肩膀。这一捶，把我捶得心里发毛，想着这肯定是有套路的。于是我借口打电话，慌慌张张地跑了。

或许，人家只是新店开业，热情揽客，并没有什么坑蒙拐骗。但是，像我这般惯以宁静，略有社恐，且又有些吝啬的人来说，是万万不敢，也不愿再次消费的。

如果我当初不是学了医，想来也是极有可能成为一名理发师的。因为在父母的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医生和理发师是永远不会失业的。当然，这只是父母一厢情愿的古老观点罢了。医生有医生的艰辛，理发师有理发师的不易。这世上，谁又比谁轻松呢？

年前一周，我去菜市场门口那家理发店，平日里只需要20块钱，理发师却收了我三十块钱。我问他，还没有到春节就已经涨价了？理发师告诉我，从春节前一周到正月十五，都是这个价格。而涨价的原因，一是因为春节，二是因为避免太多的顾客，略有限购之意。我倒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这也是多少年来的习俗。

只是坐在椅子上，听着推子嗡嗡地响，我忽然想起那个村口的理发叔叔，想起那个喋喋不休的小伙子，想起疫情那年沉默的中年人。想起父亲排队等理发时，坐在巷口晒太阳的样子。

原来理发这件寻常小事，也记着这么多人和事。